同学们对谣言的抵抗力下降也是恐慌的体现。在被问及当时是否相信北京“封城”的消息时，除了3.5%（4人，其中3人是离校学生）的同学表示没有听说过以外，其他同学都作出了回答，这说明谣言的影响范围是广泛的。其中，21.2%（24人）的同学表示比较相信，38.9%（44人）表示半信半疑，23.9%（27人）表示不太相信，12.4%（14人）表示完全不相信。这表明大学生虽然较一般人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但在紧急情境下也是难以很理性地辨别是非。这种危机感在行为上的表现更为明显，如41.6%同学承认曾经“多储备了一些食物或日用品”（实际上等同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抢购”），37.2%（42人）同学承认曾经“参与自发罢课”。

在笔者看来，是否离校的选择是测量学生当时心理安全感更重要的指标。尽管学生离校的原因纷繁复杂，如37.5%的人认为“学校可能要停课很长时间，可以回家度假”，也有人是因为“本来就打算五一回家”或者“老师通知回家”，但总的来说，离校仍是一种个体在恐惧情绪笼罩下做出的非理性行为。在承认曾参与自发罢课的同学中，73.8%（31人）的人最后选择了离校，这正是恐慌心理的系列行为表现。学生目前的选择跟原来选择的差异即可表明他们对这种观点的认同（如表2所示）：

表2 先前选择与现在选择的比较

*括号中的数字是该选择占总样本的百分比。

目前有77.0%同学选择留校，而当时只有55.8%的同学；在离校的49人中，一半的人现在选择留校，而仍选择离校的同学中有6位是北京人；留校同学中则只有一人选择要离校，说明绝大多数留校的同学并未后悔原来的决定。可见，留校的选择被认为是更明智和理性的，而离校的举措则是个体心理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下的非理性举措。被斥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集体大逃亡”正是集体恐慌的最佳反映。

2．影响学生恐慌的因素分析

当然，离校也并不是个体完全非理性的决定。虽然很多人在计划离校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社会责任的问题，但像回家途中是否安全、自己是否会把病毒带回家、回家后是否要隔离、回家后经济上和学习上的损失有多大、家庭所在社区的医疗条件如何等制约因素却都不能不在个体的考虑范围内。个体在行动前，也是经过对离校成本进行计算的。如果离校付出的代价大于留校承受的压力和风险，离校的行动就会被制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23.4%（15人）的留校同学中曾经计划离校但最终仍选择留下。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生更容易恐慌并倾向于离校呢？以下是调查的一些主要发现：

a.个体

个体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其行为表现的内在因素。个体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个体最终是否采取离校的行为。而群体一定的心理倾向则增大其某种行为表现的可能性。下文将通过分析各种学生群体的离校倾向，来推断这个时期不同学生群体的心理状况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独生子女、性别、年级、学校为自变量，是否留校为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