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家庭结构和规模、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行为选择。

c．所属群体

再者，大学生所属群体对“非典”的反应对其心理状况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学生离家在外，又尚未涉足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交范围较窄，人际交往对象主要限于同班同学、老乡、恋人（尤其是在京的恋人）、临近宿舍或院系里其他班级的熟人、在学生活动中认识的朋友等，这些不同性质的交往对象与大学生本人形成了若干较为稳定的群体。而群体及其成员对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乃至同化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众传媒全面及时报道有关“非典”的消息前，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交谈（63.7%）、短信息（32.8%）、电话（15.0%）等人际传播途径获知相关信息的。高校的人口密度较高，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而群体内部的成员更是相互信任和依赖，这为突发事件发生时集群行为的爆发提供了前提。尤其在当时的紧急状况下，学生意识到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传递着一种恐慌情绪，而且受这种情绪感染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学校和政府部门并没有快速提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措施，来缓解学生的恐慌和引导学生的行为。于是，无组织的学生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相互暗示和感染中逐渐冲破原有的行为规范的控制并形成一种新的“紧急规范”，个体出于一时的激情冲动和潜在的求同压力，在知觉、判断上遵从这种新的规范，并做出一些非常规性的行为，即“集群行为”（郑欣，2000）。

调查数据表明，在要离校的原因中，50.0%的同学是因为“周围很多人走了或准备走”，20.3%是因为“同学或同乡想跟你一起走”。而3个最亲密的同学朋友中回家的人数（简称“离校朋友”）和所在班级离校人数与总人数的比率（简称“离校比例”）与离校选择的关系，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表5、表6所示）：

表5 以离校比例为自变量、是否离校为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

表6 学生离校朋友与其自身离校选择的列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