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5和表6可见，所在班级离校学生比例越高，亲密朋友离校的人数越多，个体越倾向于选择离校，而且离校朋友的多寡比所在班级离校同学比例的高低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关系越亲密的个体对个人心态和行为的作用越大。而且，在班级离校学生比例与亲密朋友离校人数的相关分析中，相关系数（Pearson’s）高达0.528，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两者之间也是高度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关系网络范围比较狭窄，学生之间情绪和认知的同化程度是相当高的。在这一高度整合的初级群体中，个体更容易由于情绪感染、认知趋同和群体潜在的压力而采取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选择。

另外，拥有在京恋人的学生的选择也更倾向于与他们的恋人一致：34个有效样本中，25个的选择与其恋人一致，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0.459，Sig.=0.006，说明两者之间呈显著相关。而且越是有同校恋人的同学，越倾向于留校，这更说明在学生感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如果得到足够的心理支持，是不会轻易选择离校的。而离校的同学，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在集体恐慌情境下的心理支持。

d．学校

当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学校的态度、决策和举措对学生的重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在调查中的三所高校中，虽然内部均出现了非典疑似或确诊病人，但出于各自现实条件的考虑，却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高校1没有采取停课或调课的行动，并积极鼓励学生留校；高校2没有停课或调课的举措，但在学生离校问题上态度暧昧，没有鼓励或阻止学生离校；高校3主动宣布调课，并对学生离校表示许可。学校这种对待方式的差别，是造成各校学生离校比例差异悬殊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学校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给学生心理上的某种暗示：如果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意味着学校不仅确定我们的生活环境足够的安全，而且学校会采取行动确保我们的安全；如果学校停课允许学生返乡，则意味着学校环境的安全性已经受到威胁，我们应该离开学校；如果学校没有明确表态，学生心里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学校环境的安全状况和未来会出现的变数无法预期，也会出现回家寻求心理支持的倾向。

这时期不同学校的学生安全感上的差别就是学校政策差异对学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反映。以不同高校为因素，以该时期学生安全感状况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中，水平项离差平方和为13.851，F=7.887，Sig.=0.001，即该时期不同学校学生的安全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安全感水平与学校对学生离校的政策和态度呈正相关：学校越是鼓励学生留校，学生的安全感也越高；反之，学校越是允许学生离校，学生的危机感亦越加强烈。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对学生在这段时期中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影响。最好的解释是低年级学生由于尚未建立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更多的选择离校。同时，这种信任和认同的心理氛围也需要学校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营造和维系，尤其通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来实现。但在危机发生初期，学校与学生的沟通主要是具有单向性和纵向性的上传下达，这是传统科层组织按组织程序进行的正式沟通方式，可以快速自上而下的传播信息，但却难以传达情感信号。31.0%（35人）的同学表示学校传达是他们在“非典”突袭时获得相关信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次于交谈（63.7%）、网络（54.0%）和短信息（32.8%）等信息传播途径。同时，却有73.5%（83人）同学在这段时期内上学校网站读取有关“非典”的信息，尤其是学校在这期间的相关措施，另外还有61.9%（70人）和57.5%（65人）同学通过学生制作的校刊和学校广播了解校内“非典”信息。可见，在模糊情境下，学生是渴望与学校和谐沟通的，并且更愿意选择主动或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而学校上传下达的主要沟通方式则在一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