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上阻碍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双向沟通和情感沟通,限制了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理解。学生无法从学校获得急需的心理支持,内心恐惧和不确定的感觉也就愈加强烈。
e.政府
此外,政府作为个体的外部系统,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对学生在情绪、态度、选择上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但是在4月20日以前,也就是各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刚被打乱的前后,政府在公众面前对待“非典”的反应和态度是消极的,不少政府官员正试图掩盖疫情的严重性,刻意地粉饰太平。而公众从传言中了解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并不甘于接受缺乏信息的现实。现代社会信息途径的多样性,使公众在无法获得所渴望了解的信息时,寻求其他消息来源成为可能,特别是大学生,更是利用上各种现代通讯工具获取信息。这些非正规途径传递的消息往往是未经证实的,并且很容易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和扭曲,不仅不利于消除人们的恐慌,而且还有可能让恐慌越滚越大,越滚越远。可见,政府作用的缺席对紧急状况下学生心态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
4月20日后,政府决心以积极、负责的形象面对公众,向公众发布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使公众全面、正确地对待“非典”。但是这种突然的转变,特别是人们接受的信息刺激强度骤然加大,前后信息刺激的对比度异常强烈,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作出反应并适应刺激,进而使其恐慌程度甚至有所提高。而大学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受到同样的冲击,恐慌程度也同样随之上升。许多大学生的集体离校行动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爆发的。
3.学生心理从恐慌到平静的路径分析:
到4月底,北京各高校的留校学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相互问候中多了几分调侃的意味,学校里的恐慌情绪也随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恢复得出乎意料的快的平静。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学生心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从恐慌到平静的转变呢?特别是,在整个社会仍然持续恐慌的情况下,大学生为什么先平静下来?以下是笔者对这个过程可能的路径进行的分析:
第一种可能是,已经有效地消除“非典”对公众生活和生命的威胁,使恐慌源得到根除,公众,包括学生的心态也就自然恢复平静。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非典型肺炎,人们仍是既没有明了病毒的生存方式和传播途径,也没有研制出用于治疗和预防的药物和疫苗。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有效控制这种病毒,而只是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大规模传播,至于它是否会在将来的某天卷土重来肆虐人间仍不得而知。因此,非典病毒对公众的威胁虽然逐渐暂时消减,但却仍然存在,大学生心理的平静似乎无法依靠这种路径得以实现。
第二种可能是,个人运用自我调节能力主动适应外部刺激,使个人与环境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个人心态也就实现自动的平静。根据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刺激,而是依靠自身的认知能力能动地对受到的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并进行转化(王端鸿,2002:34)。这种自我调节对个体系统在受到“非典”危机刺激后重新恢复平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事实上,在学生心态趋于平静的时候,社会上的公众却仍然受到恐慌的笼罩。在4月29日下午的下班高峰期,笔者在学校门口观察到,平时人都被挤出月台的公交车站上竟然只站着两个等车的人,大街上一片萧条的景象,寥寥的行人都戴着严实的口罩。与此同时,校内的学生却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并踊跃参加各种室外的学术活动和团体活动。可见,大学生群体较其他社会公众更早恢复了平静。因此,纯粹的系统内部自我调节也无法解释在相同时段内大学生群体与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理差异。
第三种可能,就是个体的外部系统做出有效的危机干预,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和恐惧情绪,促使个体系统内部在短时间内实现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