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图1可以发现，北京市疫情在4月23-29日一周是最严重的，而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相关信息，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学生的安全感却反而大幅度提升，这不得不归功于学校有效的危机干预。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使学生意识到在学校这个封闭环境中，外部系统与个体发生的接触减小，客观上感染病毒的概率就缩小，自身受到的生命威胁减少，安全感就自然随之上升。

此外，学校借助于器物、仪式、活动实现的情景化也对学生心理起到潜移默化的干预作用。激励人心的横幅和海报，校领导积极参与的各种仪式和庆典，学生团体组织的各种精彩纷呈的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无不为学校营造一种健康祥和的氛围，促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回复积极活跃的本性，心态也随之恢复平静。

可以说，学生从恐慌到平静的心态变化是自我调节和宏观系统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2所示）。当学生受到“非典”事件的干扰后，个体与外界之间输入和输出的均衡状态就被打破。一方面，个体系统就会自主地去适应干扰，调整与外界的交换，逐渐形成新的稳定状态，重新恢复整合和平衡（冯·贝塔朗菲等，1989：131）；另一方面，政府和学校等宏观系统施加快速、适度的危机干预，尤其是以稳定学生心理和情绪为目标的干预，纠正学生给予自己的否定或扭曲的信息，促使学生对危机情境的认知发生改变，增加学生重新恢复危机前平衡状态的可能并加快其恢复的速度。

图2 大学生心态变化轨迹与解释模型

个体反应 自我调节

危机刺激 恐 慌 平 静

情绪感染 危机干预

四、结论与启示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恐慌心理的形成是个体心理素质、所属群体、家庭、学校、政府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时期学校和政府危机干预的缺乏使学生更倾向于从初级群体众寻求心理支持。而后期学生平静心态的恢复则正是自我调节和宏观系统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学校和政府有效的干预更是加快了个体系统恢复平衡的进程。出于分析的需要，笔者把这些因素独立和静态化，但在现实中，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且动态发展的。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个体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相对于一般的公众，学生群体固然具有其特殊性，如高度整合、互动频繁、关系网络狭窄、认知趋同等为学生群体集体恐慌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及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为学校社区危机干预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然而，尽管学生面对危机时的心态变化过程与整个社会心态变化过程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整体来看，这两个过程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心态变化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亦可推广到一般公众心态变化历程的解释上。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日后突发事件的应对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建立制度化的危机干预机制。这种危机干预既有在个人心理层面的，也有针对社会宏观层面的。从这次“非典”事件中可以看出，适度的危机干预不仅对公众心理重新恢复平衡起着有效的促进作用，而且更是在危机发生时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西方很多国家，负责危机干预的机构是深入到全国各社区的各条街道的，来协助公众处理心理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当社会性危机发生时，政府和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员就会及时组成各种快速危机处理小组，对受害者采取迅速适度的干预（Burl·E·Gilliland等，1997：794）。这种制度化的机制构建是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但就目前而言，由于经济资源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限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以社区为单位的危机干预机构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政府建立全国性的危机干预机构，预测和监控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