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的行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事实部分，一个是结论部分，事实部分是指公安机关勘查现场、调查相关人员，这些工作是还原案件本来面目，不具有相对性，因而不会对相对人产生权益上的影响。结论部分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等事实作出直接影响（非直接处分）当事人权益的判断，该行为具有相对性，该判断对当事人的权益具有直接的影响。从法理上讲，任何对当事人产生权益上影响的行为法律必须提供合理及时的救济手段，否则法是不完善的。
2、从行政法角度分析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1、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2、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单方意志实施的，它不需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意为条件的；3、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不带有普遍约束力；4、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认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首先，公安机关进行事故认定的权力来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直接授权；其次，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法必须履行的职责，其认定依据是调查的事实和法律法规，其作出认定行为不需要当事人的同意，虽然该职责行使仍依赖于当事人的选择，但是仅仅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也可以选择不通过行政机关的解决来否定行政机关作出事故单方性显然是不科学的，公安机关的认定结论属接受委托的性质在此是严重不足的；第三，认定是根据案件事实针对交通肇事当事人作出的，仅仅对案件当事人产生拘束力。至于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题是谁，在所不问。第四，认定行为通过确定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份额，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很显然，当事人的责任份额并非一个自然事实，而是行政主体通过法律规定程序作出的结论。故此交通事故认定应属于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具有技术鉴定和行政性双重性质。
3、从证据法学上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在证据法学上应归结于鉴定结论，前述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明确的是，仅从证据上讲，该技术鉴定作为证据使用的首先是结论，但不应仅仅是结论，而应包括作出结论的事实，即事实部分，这主要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上考虑，如果作为证据使用的事故认定不能从作出结论的事实上加以审查，很难保证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而在新交通安全法的框架下，显然没有提供审查该证据的途径，而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认定结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途径，任何机关都难以入手，故此无论从需求上讲，还是从证据本质特征上讲，事故认定的行政性是不容置疑的。
四、解决现有立法设计的建议
现有事故认定的悖论是由于立法设计所致，故此解决该问题的办法也只能从立法上着手，笔者以为具有操作性的有以下三个办法，第一，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其可诉性，第二，修改安全法的有关条款，增加行政救济途径，第三，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交通事故证据审查的前置程序，明确任何交通事故认定的案件，相关机关必须先行审查认定结论。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条款：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对行政诉讼范围作了概括性规定，确定 |
